1969年3月2日至15日我到农村插队刚刚两个月，共和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苏两国在黑龙江边界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武器，多人在交火中伤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战事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卷入了“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热潮，当时我在插队地点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公社鲁各庄大队，亲历了这段不寻常的岁月。
1969年3月2日至15日我到农村插队刚刚两个月，共和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苏两国在黑龙江边界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武器，多人在交火中伤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战事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卷入了“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热潮，当时我在插队地点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公社鲁各庄大队，亲历了这段不寻常的岁月。
随着珍宝岛战事爆发，农村的民兵活动越来越频繁，大队部的扩音器隔三差五就播出这样的通知。
我们大队民兵连连长叫冯理智，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解放初期当兵，复员后到唐山市公安局，1960年退职回乡。也许是军旅生涯的造就，冯理智对民兵工作非常内行、热心，民兵们对他也都很敬佩，每次民兵集合，只要他往队前一站，整个队伍便鸦雀无声。
初次参加民兵活动，我们几个知青头脑里一点敌情观念都没有。一天夜里睡得正香，忽然一阵“砰砰砰”的声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原来是房东泽安二哥用木棍（枪）敲打我们的窗户：“怎么还不开灯？大喇叭喊民兵集合没听到？”大家这才东穿裤子西穿袄，抄起手电筒往大队部跑。到了大队部，民兵们差不多都已经到齐了，就等我们几个。冯理智见到我们就是一通严厉批评：“离老远就听到你们几个吵吵声，打着手电筒晃来晃去，这要遇到敌人还不成了活靶子。”从那儿以后，我们的敌情观念增加不少：战备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每次吃饭都是蹲在桌前，为的是行动方便；晚上睡觉，把衣裤放在枕边，为的是穿衣节省时间。只要听到民兵集合的号令，立刻抄起预备好的“”一根木棍，按连长的要求沿着墙根（注意隐蔽）放轻脚步，快速赶到集合地点。
冯理智对我们知青要求严格，但也注意提拔重用。时间不久，全村二十几个知青就有四五个先后担任了民兵排长，我担任了民兵连文书。当民兵连文书，实际上是连长的秘书和助理。平时负责上报下达、抄抄写写工作，还兼顾大队的战备宣传。
一次民兵活动，冯理智问我在学校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我说俄语学了四年。“太好了，我正发愁将来抓住苏修俘虏怎么问话呢，他叽里呱啦说俄语，咱们听不懂啊？”说着，冯理智递给我一张油印纸：“这是县武装部发的，光生你给大家念念。”我一看，上面印着中俄文对照的几句话：“缴枪不杀！”“把手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这些单词我大都没学过，但俄语与英语不同，不认识也能读音。于是，我把这些单词抄在大队部一块小黑板上，一句一句教给大家。民兵们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第一次接触俄语，怎么教也念不出口。没办法，我只好叫大家死记硬背这些单词的中文谐音，并特别举例，如“星期日”正常读音“瓦斯科列谢尼”，念白了就是“袜子搁在鞋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不过我明白，民兵学的这些“速成”俄语，将来一旦说出口，准应那句笑话：中国人听着是“外语”，外国人听着还是“外语”。
还有一次，冯理智找到我和3队一个叫王维华的天津知青，说：“分配你俩一个任务，把全庄的墙刷上战备标语。”当时，村里穷得连买瓶墨水的钱都没有，我和王维华想了个土办法，到村东钻井队找来山坯土，兑上水当墨水。没想到，这种方法效果很好，整个1969年夏天，我们在村里刷了几十条“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宣传标语。此外，我还利用自己的美术爱好，在大队部西墙山上用墨水画了幅“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宣传画。
珍宝岛事件后，大家对战事发展十分关注。可当时农村通讯闭塞，除大队扩音器偶尔播送新闻联播，报纸基本看不见。冯理智每次到公社武装部开会，总是把上级传达的有关珍宝岛最新消息用心记下来，回来原原本本告诉我们。1969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河内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曾在北京机场作短暂停留，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边界冲突举行会谈。会谈结束没几天，冯理智就把从上面听到的有关情况传达给我们。“由于柯西金顽固坚持社会帝国主义立场，会谈毫无结果，我们要立足和苏修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冯理智讲完会谈情况，不忘对我们及时进行战备教育：“如果苏修真的打进来，毛主席说了，我们准备让到郑州以南。放得越深，战线拉得越长，他供给越困难，哪儿都接不上，越好打，到时候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除了正路新闻，有时冯理智也给我们讲一些小道消息。那年秋天，他讲了这样一个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前几天，听说苏联出动好几个加强师，从咱们新疆进来，占了挺大一块地盘，赖着不走。“你说咱们怎么办的？”冯理智说着故意卖了个关子，伸出两个指头：“我听到两种说法，不知哪个准。一个说，这时咱们看准时机，放了一颗，把他们全报销了，接着宣布这是我们的核基地，刚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叫苏修吃了个哑巴亏。还有一种说法，咱们看到他们进来后，立刻宣布这是我们的核基地，这几天要进行核试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赶快窜回去啦！”这些小道消息，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听得心里实在痛快。不过，多年后我一查史料，冯理智讲的所谓“核基地”和“核试验”纯属子虚乌有，这个小道消息的背景是发生在新疆的“铁列克提事件”：1969年3月，苏联在地处远东的珍宝岛交火事件中吃了亏，他们选择在给养比较方便的西线余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圈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袭击。这次双方交火共4个小时，中方这支巡逻队全部阵亡。
或许是由于“铁列克提事件”的刺激，我国本来就很紧张的战备形势变得更加严峻。8月底一天，我们民兵连紧急集合，新上任的连指导员张文仲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放军报”八一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接着，冯理智讲起战备形势：“我们丰润县一马平川，是首都的东大门，苏修一旦打进来，他们很可能在这里空降，那时我们基干民兵就要发挥作用，不等落地就要把他们消灭掉。”说到这里，冯理智提高了嗓音：“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接上级指示，县里要成立战备团，各村在民兵连基础上成立战备连。战备连成员一律持枪，要时刻准备拉出去，到北部山区打游击。”
战备连成员也叫武装基干民兵，从基干民兵里选拔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出身好，二是本人表现好，三是身体合格。战备连成立后，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自然加入其中。具体到我们这些知青，“政策”适当放宽只要不是黑帮子女，不属地富反坏右“狗崽子”，也批准加入，我也在列。说到战备连成员持枪，其实都是当年日本鬼子用过的三八大盖枪，还不发子弹。记得当年我领到枪时，高兴得搂在怀里几宿睡不着觉，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政治荣誉。一次公社组织实弹射击，我用的是一支带折叠托的仿433式冲锋枪，虽然我在电影中无数次见过冲锋枪射击，也无数次看过那幅在珍宝岛战斗中解放军战士“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宣传画，但真的端起枪来心情还是有点儿紧张。我按要求站稳脚跟，把后托倚在肩上，感到沉甸甸的。瞄准靶心后，我勾动扳机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强大的后座力险些把我撞个跟头。在学校我虽然学过牛顿第三定律，知道这是反作用力的作用，但没想到这个“-F”这么大。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用冲锋枪射击，脚跟必须牢牢站稳，上身前倾，否则一开枪不但偏离目标，自己还可能坐个屁股墩。
这是我们民兵活动时，冯理智经常讲的一句话。民兵们都明白，连长每次说到“溜溜”，就是要进行军事训练。
自打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军事训练不单抓得紧，而且每次都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仿照部队的要求进行。冬天寒风刺骨，男民兵不许把帽耳朵拉下来，女民兵不让围围巾，为的是打起仗来不影响听力；手上不许带手套，因为带手套勾不住枪，无法搬扳机。冯礼智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总是率先垂范，做到“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卧倒、起立、出枪、瞄准，动作干净利索。在连长的带领下，全连民兵仿效他的动作，重复着卧倒、匍匐前进、利用坟头出枪、瞄准射击等。刚开始，很多民兵动作不规范，卧倒时怕摔疼胳膊腿，匍匐前进时怕累，姿势高，爬爬停停，连长耐心地一一进行纠正。
为提高大家的军事技能，适应战地环境，冯礼智还带领我们参观了一个抗日战争的“实战场地”：我们村北面不到三里地有个河家溜村，1941年6月5日，我党领导的新华部队在这个村被几千名日伪军包围。我军撤到村外，潜伏在一个芦苇丛生的大坑中，连续打退敌人3次进攻，最后突围成功，击毙日伪军350余人，我军牺牲73人。冯理智指着“大坑”旁边的一条小路说，突围战斗中，我军有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就是顺这条小路跑错了方向，跑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等反映过来，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一排子子弹打来，他一骨碌滚到路边的壕沟。这时，机枪、步枪在壕沟沿上打开了花，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便顺着沟埝用双肘低姿匍匐前进，一直爬了几个小时，等脱离危险找到自己部队时，双肘都磨得露出了骨头。冯理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嗓门：“假如这位通讯员平时不注意实战练习，没有过硬的本领，早就没命了。”从这儿以后，大家牢牢记住了一个道理：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三夏过后，农民开始“挂锄”歇伏，这正是民兵活动的好机会。一天夜间，民兵突然紧急集合。点完名后，冯理智果断地下了命令：“今天我们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现在村东发现一股敌人，我们立即出击！”说着带领全连民兵向“目标”奔去。我们绕过一大片庄稼地，来到一个大坑前面，这个大坑有四五亩地大，里面长满芦苇，民兵们站在岸边一下愣住了。“还愣着干什么，赶快下水，敌人就在对面！”随着冯理智震怒般喝喊，大家才明白，今天的训练科目是“强度苇坑”，于是噼里啪啦纷纷跳进水坑。这个坑水有齐腰深，民兵们拉前拽后，边走边用脚试探着水的深浅，一步步缓缓挪动。有些胆小的女民兵，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搀扶，持枪的男民兵或举着枪，或把枪横挎在脖子上蹚水过坑。这次演习，给我们几个见水就“晕”的知青上了一课为打仗，必须学会游泳！那年夏天，我们几个知青经常在这个东坑练习游泳。我们和村里的青少年一样，凫水前把裤腰和两个裤腿口用绳子系上，在水里把裤子浸湿后，吹成“人”字型的布气球，人趴在上面用两只脚不停地拍打水面练“狗抛”动作。用这种土办法学会游泳后，我们又把一根木棍（枪）横在“布气球”上，练习武装泅渡。
1970年11月24日，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不当老爷兵”、进行野营拉练的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发出后，不单解放军，连各地中小学、工厂，甚至农村的民兵组织也都热火朝天地投入到野营拉练。1970年底至1971年初，我在丰润县的几条主要公路上，经常看到解放军和各行各业组织的拉练队伍。这些队伍一般都带着干粮，背着大锅，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甚至更长。我们鲁各庄也进住过拖着大炮、开着坦克的解放军拉练队伍，一次我还看见一支从山西“学军”回北京的大学生队伍从我们村里经过，他们一个个脖系白手巾，腰扎武装带，腿上打着绷带，边走边唱着“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语录歌，非常活跃。
在全国大拉练的形势感召下，我们鲁各庄民兵连也以附近三个大集镇新军屯、韩城和丰登坞为目的地，进行了几次短途拉练。
每次拉练，连长都要求我们“武装整齐”拿好武器、打好背包。很多人身后还背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练好铁脚板，踩死帝修反”等鼓动性标语，有时全连民兵还高唱一首至今我也叫不上名字的歌曲：
拉练时，我们连的全部”武器装备“那几支笨重的三八大盖枪，由出身好、身强力壮的民兵扛着，其他人拿木棍。最难学的就是打背包，背包要按部队要求打，三横两竖，见棱见角。第一次行军，有个女民兵打的背包圆墩墩的，冯理智上前一把拽下来，一抖落就散了，他非常生气：“如果真起打仗来，这种棉花包就是你行军的累赘！”
拉练的主要科目是练走、练打。用冯理智的话说就是：“走，是步兵的基本功。走，既要走得动，又要走得快，还要走得通。”我们每次拉练，路线都有意选择雪地、冰路、道沟、土坡等多种地形和道路。
一次拉练，我们训练的科目是“长途奔袭”。那天正遇寒流，室外滴水成冰，为防止我们冻伤，冯理智事先通知全体民兵一律戴棉帽手套、脖子系毛巾、腰扎武装带。半夜，民兵紧急集合，冯理智命令：“刚刚得到情报，离我们村15里开外的韩城（我们村东面的集镇）发现敌情，上级要求我们鲁各庄民兵连一个半小时赶到那里”。说完，冯理智照例检查每个人的行装，抻抻每个人的背包，看看没有问题，对行军提出两点要求：一，不能打手电。二，要注意人盯人，脚跟脚，前边走后边走，前边停后边停，遇到石头或土堆，前边的提起脚跳过去，后边的就依样从之，不要掉队。然而，我们这些民兵毕竟缺少军事训练，行军时还是发生了“走板”现象。
记得那天上路后，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冯理智走在前面不时地传达口令：“不许打手电”。忽然，后面出现一阵骚动，冯理智立刻叫队伍停止前进。原来，有个民兵由于口齿不清，慌里慌张，把“不许打手电”错传成“不许大小便”了。冯理智问明情况后，和蔼地说：“这不能全怪你们，以前没练过传口令，现在我强调一下，传口令是军事训练的一个必要科目。”说着他做起示范动作，扭头要快，声音要“低沉、短促、有力”，口齿要清楚。
奔袭过程中，有两个人始终气喘吁吁，跟不上队，冯理智一看是两个女知青。他一边叫别人接过她俩的背包，一边笑着对她俩说：“从两条腿可以看出你们的出身。要是真打仗，跟不上队可就危险呐！（19）50年我当兵时，在广西剿匪，都是羊肠小道，部队行军，土匪就在山上盯着你呢，只要一有掉队的，他们就围上来，好多同志就是这样牺牲的。”正说着，忽然队伍里又是一阵嘻嘻嘻的笑声，接着传来两个人的打闹声。原来是4队知青、嘎小子汝健在前面走时遇到一个大土堆，按理说他应按连长的要求跳过去，但他却卖了个关子故意不跳，轻轻地跨过去，紧随其后的那个民兵以为平常无事，扑通一跤跌在了土堆上。一个哎呦哎呦地叫疼，一个吃吃吃地笑个不止，搞鬼得逞，嘎小子还假做人情，虚疼问痛。“要是真打仗，我非处分你们两个不可！”冯理智弄清情况后，用手指点着他俩的脑袋说：“你们这一闹，有可能整个奔袭计划就要落空！”
经过一夏一冬的训练，民兵的军事技能和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年底，鲁各庄民兵连被公社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民兵组织纪律性和训练素质受到县武装部的表扬。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广为传诵的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其实，毛主席这里所说的“深挖洞”，早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已有部署：1969年8月，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加强人防工程建设。文件下发后，各地纷纷成立人防领导小组，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挖防空洞、防空壕的群众运动。
一次民兵活动，冯理智绘声绘色地讲起他不久前随县武装部参观唐山市人防工程的情况：“那真叫开眼界啊！小的防空洞，和电影《地道战》里的差不多；大的，像弯道山（唐山市里一座小山）山底下那个人防工程，砖垒石砌，水泥灌注，可以来回走汽车，坦克在里面绕弯儿都不成问题。”
唐山市在我们村东面50里，是通往北京连接东北、渤海湾的重要门户，也是我家所在地。1969年8月中旬，我回了一次家，一进唐山市区，就感受到这里战备气氛十分紧张：沿街墙上贴了很多“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标语，大街小巷两旁的空地，到处都是堆放的沙土、坯砖。回到家，冷清清的，只有妈妈一人在家。妈妈告诉我，现在市里很多单位都在挖防空洞，单位职工、街道居民包括中小学生都分配了交砖坯任务，我家所在街道办事处规定每个居民交30块砖坯。当时我家只有两个“壮劳力”年近六旬的父亲和不满12岁的侄子，那些天，这一老一小整天泡在父亲的工作单位市交通局挖土脱坯。那天回家，我屁股还没坐热，就见父亲驾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侄子跟在后面用力推着，拉来一车砖坯。父亲见到我很高兴，把车停在胡同北大门外的空场后，边卸砖边告诉我，他们爷俩在父亲单位好不容易找块空地，忙活了好几天才把砖坯脱完，凉干后现在拉回来，准备交到街道办事处。
在唐山几天，我看到家家户户为了完成脱坯任务，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最忙时几乎到了万巷皆空的程度。当时党的“九大”刚闭幕不久，很多家庭为了以实际行动向“九大”献厚礼，都超额完成交砖任务，有的家庭交砖坯甚至达到人均100块。但是，我也听说有的单位为了追时间赶任务，挖防空洞出现伤亡事故。我家附近的刘屯小学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姓马的老师挖防空洞时不慎被埋在底下，当时昏死过去，幸亏斜对门的消防战士闻讯赶到，拼力相救，才幸免于难。
唐山市里的战备工程，除防空洞，还有战备水源地。我家附近的唐山机车车辆厂，有个用作冷却金属加工件的晾水池，还有职工游泳池都被指定兼备战备水源地功能。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这些战备水源地还真派上了用场，成为附近难民的水源地。
在农村，这种大型战备工程相对较少。说到人防工程，也就是家家秋后挖的菜窖、白薯井，很少再有像战争年代挖的那种地道。但是，农村对寻找战备水源地却相当重视，我们丰润县当时就创造出一种新模式：打大口井。从1970年秋后起，丰润县大部分村庄都掀起了打大口井热潮。当时，丰润县很多村庄水浇地已发展到一定规模，考虑到战争一旦爆发，电厂炸毁，机井作废，就要靠这种大口井解决人畜饮水和庄稼灌溉。
我们村东边，有一块两三百亩的地块，叫东大井，分属5、6、7、8、9五个生产队。1971年春天，几个生产队在地头一字排开，连打五口大口井。大口井，井口呈圆形，直径约莫四五米，深度达二十来米。打井时，井口上面用三根木桩支成三角架，上面装上滑轮，用绳子把一个拖筐拉上输下，运土运人。由于附近没有电源可接，就用195牌柴油机当“发电机”，解决照明和井底抽水问题。
开始，社员们轮班下井作业，没什么危险，干得很起劲儿。当井深挖到十来米的时侯，黄土逐渐变成沙土，含在流沙层里的水越流越猛，随时都有坍塌危险，这时人心开始浮动，对下井产生畏惧情绪。这是打井的关键时刻：若停止挖，由于井深不够，大口井就要报废；若继续挖，随时都有大塌方的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冯理智和大队书记吴彩新、副书记杨振铎等几个领导，昼夜蹲守在打井工地，一面鼓舞士气，一面提醒下井作业人员注意安全。我当时在大队工作，平时没时间回生产队，但在打井的关键时刻，我也自告奋勇回生产队参加打井。一次，我爬进扁圆的拖筐，顺到吊绳下到井底，站在没膝盖的水里，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井帮流沙层有两三米厚，高高没过我的头顶，每铲一锹，流沙都止不住哗哗往水里流，铲得越快，塌得越快。我一边用短锹快速地往拖筐里铲沙，一边警惕地观察着流沙层的动静，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一条马克思语录“我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亿万人民的生命，他们的后代才是可贵的”，给自己壮胆。还好，直到所有大口井打完，没有一口发生大面积塌方，也没有一人出现工伤事故。
冯理智对打井中民兵的表现很是满意，认为“这是新形势下，民兵的新作为、新贡献。”一次民兵活动，他问大家：“现在年轻人当兵，武装部敲锣打鼓到军属家门口贴对联，对联写的是那两句话？”大伙齐答：“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对，说革命传统，咱们鲁各庄民兵就有，日本时期，大年初一伪保长刘XX家门口贴了一张大阳榜，你说丧不丧啊！谁干的？咱们鲁各庄民兵干的。时候，宋熙泽（附近韩城镇民团首领）在咱们村东修了个炮楼，有天夜里叫人用柴禾秸点着了，谁干的？还是咱们庄民兵干的，那时还留下一句顺口溜：鲁各庄民兵真敢干，抱着柴禾秸上前线。”冯理智说着提高了嗓门：“说到更大光荣，这回打大口井，解决战备水源地，咱们鲁各庄民兵功不可没。”说着，他逐排（生产队）点出在打井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民兵名字，并许诺这些民兵年底将被评为“五好民兵”。
打完大口井不久1971年7月，我经县知青办推荐参加了工作，从此告别了我们民兵连，告别了生活两年零七个月的鲁各庄。以后数年，中苏两国全面、大规模战争终没爆发，两国边境又恢复了平静。然而，我在鲁各庄度过的这段“战备”岁月，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青春记忆中，一生难忘。
刘光生，男，1948年1月生，河北唐山市人，大专毕业（工业自动化专业），中共党员。1969年1月8日到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公社鲁各庄大队插队，1971年7月至1976年11月先后在丰润县高丽铺公社、老庄子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12月至今先后在唐山市环保局、《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部门工作。曾先后发表上百万字环境科普、新闻稿件，1990年被团中央、国家环保局授予“全国优秀环保宣教工作者”，1998年被河北省授予“全省十佳环保工作者”。
(责任编辑：边锋集团官网)